国土资源部: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国家战略收储的后备力量
国土资源部: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国家战略收储的后备力量
【摘要】: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交易所做的最利国利民的一件事,就是做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想做没做到也做不到的事情- 商业收储。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高科技、新材料、现代航空、航天、军事等行业不断发展,稀有战略金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日益成为一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意义的资源。
日前举行的中国战略金属峰会产业圈圆桌论坛上,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资源经济管理研究室李瑞军博士、北京桑林蓝天自控技术有限公司总裁王晓义、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世会,和CRU中国区首席代表John johnson,儒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研究总监厉俊等行业大佬和专家们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与稀有金属产业发展前景”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资源经济管理研究室李瑞军博士认为:我觉得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交易所做的最利国利民的一件事就是做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想做没做到也做不到的事情---商业储备。我国物资储备局每年只能按最低价格标准来进行储备,所以难度较大,而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无心插柳,恰恰用商业收储的方式解决了国家的难题。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吸纳了社会上所有的资源,把公认的关键的战略资源产品放在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平台,一旦国家需要大量的战略小金属的时候,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就成了我国的第二个后勤部,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地方。
(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资源经济管理研究室李瑞军博士)
李博士分析说:根据《资本论》,定价就是通过把复杂劳动简单化,简单劳动定量化,就用简单劳动来衡量你做你这个产品付出简单劳动,你就定多少价,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就谈不到尔虞我诈,那确实是非常公平的状况。但是大家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是个丛林法则,在丛林法则里面,本身就存在不平等,咱们不能说不平等就不对,因为你要遵循这个市场法则就这么残酷。在不平等的过程中,如果一方取得了一定优势的话,那他对价格制定就有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把我的垄断利润加进去了,如果大家都要追求任何产品的公平化、透明化或者公正化,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存在穷人和富人之说了。反过来说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最大的赢家肯定是马云,他经营的淘宝把很多的实体店都给边缘化了,如果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把现有的模式继续做大做强的话,会把全球的贸易商全部淘汰出局,会把产业链彻底扁平化,使生产一步直达到消费,这势必会冲击到一直垄断话语权的国家和行业。
李博士介绍:我所在的中国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是国土资源部直属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为国土资源部及地方国土资源厅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做一些政策咨询和支持。我们基本上是围绕国土资源部的矿法、环境保护还有开发利用以及整个资源开发过程中间更细节的矿区设置、综合利用这些方面做一些支撑。我所处的部门主要为储量司做支撑,每年也会适当有一些调整,最多是对20个单矿种的形势做分析,包括能源、黑色、有色、稀/贵金属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对近几年热起来的页岩气还有地热的形势做分析,主要是做一些形势分析,更多的是做资源潜力评价,做资源的开发利用形势预测。在这个基础上,近几年我们团队主要是给中财办做中国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研究。稀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我们对稀土也做了很深入的跟踪研究。
我本人比较关注上游采掘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的了解,我发现技术跟市场既是两个方面也是一个整体,拿上游采掘企业来说,我们国家70年代以前采矿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从90年代以后,生产消费及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路易斯曲线,我们技术是取决于我们的市场,而市场是靠消费来驱动的。
如果整个社会消费驱动迫切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我们对技术的应用和学习能力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最典型的像在石油采掘工业里,中国的石油采掘工艺和水平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我们中国公司从海外拿到油田,那都是稠油或者油的分度非常低的,国外公司不愿意做,对他们而言根本不赚钱,但中国的公司就能赚钱,而且效益还不错。这就是因为我们引进了德国一些采掘技术,并对这个技术做了本土化的改装,所以我认为,技术永远不能制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产业的发展,真正能制约一个产业发展的是市场对于这个产业的产品根本没有需求。
我们现在稀土产业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国外十几年、二十年以前非常成熟的专利技术,这套技术完全是市场化的,可以直接拿到中国市场来做。现在中国市场大部分商业化的应用都在民用领域,这就是一个消费驱动力,对我们而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国外做的比较成熟的技术拿来用。但对于涉及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技术,比如核科技领域就不属于消费驱动型需求,这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命运,没有可以套用的技术,这就是我们定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实现,这就是结果驱动型的。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激光陀螺制导领域需要的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单靠企业家去研发是不现实的,一般的国家又做不了,只有有雄心壮志的大国,才愿意去做。这些大国会将这个目标作为政治任务部署给科学家和政府的高官。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的技术终端上显得落后,但是高精尖这块不完全落后?因为高精尖是我们国家战略目标驱动下制定的这些技术,首先不是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的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高科技、新材料、现代航空、航天、军事等行业不断发展,稀有战略金属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日益成为一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意义的资源。
日前举行的中国战略金属峰会产业圈圆桌论坛上,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资源经济管理研究室李瑞军博士、北京桑林蓝天自控技术有限公司总裁王晓义、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世会,和CRU中国区首席代表John johnson,儒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研究总监厉俊等行业大佬和专家们围绕“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与稀有金属产业发展前景”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资源经济管理研究室李瑞军博士认为:我觉得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交易所做的最利国利民的一件事就是做了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想做没做到也做不到的事情---商业储备。我国物资储备局每年只能按最低价格标准来进行储备,所以难度较大,而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无心插柳,恰恰用商业收储的方式解决了国家的难题。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吸纳了社会上所有的资源,把公认的关键的战略资源产品放在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平台,一旦国家需要大量的战略小金属的时候,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就成了我国的第二个后勤部,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地方。
(国土资源部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资源经济管理研究室李瑞军博士)
李博士分析说:根据《资本论》,定价就是通过把复杂劳动简单化,简单劳动定量化,就用简单劳动来衡量你做你这个产品付出简单劳动,你就定多少价,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就谈不到尔虞我诈,那确实是非常公平的状况。但是大家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市场是个丛林法则,在丛林法则里面,本身就存在不平等,咱们不能说不平等就不对,因为你要遵循这个市场法则就这么残酷。在不平等的过程中,如果一方取得了一定优势的话,那他对价格制定就有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把我的垄断利润加进去了,如果大家都要追求任何产品的公平化、透明化或者公正化,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存在穷人和富人之说了。反过来说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最大的赢家肯定是马云,他经营的淘宝把很多的实体店都给边缘化了,如果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把现有的模式继续做大做强的话,会把全球的贸易商全部淘汰出局,会把产业链彻底扁平化,使生产一步直达到消费,这势必会冲击到一直垄断话语权的国家和行业。
李博士介绍:我所在的中国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是国土资源部直属的事业单位,主要职能是为国土资源部及地方国土资源厅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做一些政策咨询和支持。我们基本上是围绕国土资源部的矿法、环境保护还有开发利用以及整个资源开发过程中间更细节的矿区设置、综合利用这些方面做一些支撑。我所处的部门主要为储量司做支撑,每年也会适当有一些调整,最多是对20个单矿种的形势做分析,包括能源、黑色、有色、稀/贵金属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对近几年热起来的页岩气还有地热的形势做分析,主要是做一些形势分析,更多的是做资源潜力评价,做资源的开发利用形势预测。在这个基础上,近几年我们团队主要是给中财办做中国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研究。稀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我们对稀土也做了很深入的跟踪研究。
我本人比较关注上游采掘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的了解,我发现技术跟市场既是两个方面也是一个整体,拿上游采掘企业来说,我们国家70年代以前采矿技术是非常落后的。从90年代以后,生产消费及生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根据路易斯曲线,我们技术是取决于我们的市场,而市场是靠消费来驱动的。
如果整个社会消费驱动迫切需要更高的技术水平,我们对技术的应用和学习能力是超出我们想象的,最典型的像在石油采掘工业里,中国的石油采掘工艺和水平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我们中国公司从海外拿到油田,那都是稠油或者油的分度非常低的,国外公司不愿意做,对他们而言根本不赚钱,但中国的公司就能赚钱,而且效益还不错。这就是因为我们引进了德国一些采掘技术,并对这个技术做了本土化的改装,所以我认为,技术永远不能制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产业的发展,真正能制约一个产业发展的是市场对于这个产业的产品根本没有需求。
我们现在稀土产业基本上采用的都是国外十几年、二十年以前非常成熟的专利技术,这套技术完全是市场化的,可以直接拿到中国市场来做。现在中国市场大部分商业化的应用都在民用领域,这就是一个消费驱动力,对我们而言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将国外做的比较成熟的技术拿来用。但对于涉及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技术,比如核科技领域就不属于消费驱动型需求,这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命运,没有可以套用的技术,这就是我们定的目标,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实现,这就是结果驱动型的。再举个简单例子,我们激光陀螺制导领域需要的关键材料和关键技术,单靠企业家去研发是不现实的,一般的国家又做不了,只有有雄心壮志的大国,才愿意去做。这些大国会将这个目标作为政治任务部署给科学家和政府的高官。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的技术终端上显得落后,但是高精尖这块不完全落后?因为高精尖是我们国家战略目标驱动下制定的这些技术,首先不是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的是有和没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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